歷來南澳原住民的安置情形

南澳地區的原住民大多為泰雅族，據學者研究指出，大約是在清乾隆20年（1755）之後，原居於南投仁愛鄉的泰雅族人，為了尋求新的獵場，繞過南湖大山往東進入了南澳的南溪居住，構成了所謂泰雅族南澳群，他們在此地過著自己自足的狩獵生活。

到了清同治13年（1874），臺灣發生了牡丹社事件，清廷開始注重對臺事務，並對原住民進行開山撫番的政策，同年6月16日羅大春與夏獻綸開始開鑿北路，並於大南澳設置碉堡，招民屯墾，然此時此一地區仍為泰雅族人之勢力範圍。

清光緒3年（1877）北路逐漸荒廢，光緒15年（1889）劉朝帶領兵勇入山開路被泰雅族人狙擊身亡，因此劉銘傳親自領兵討伐，光緒16年（1890）討平後，劉銘傳命澎湖四營、彰化三營、宜蘭三營進駐南澳，沿山設隘，招民屯墾，泰雅族人因而不得向東發展，被限制在山區之中。

明治28年（1895）臺灣割讓給日本，日本治臺初期，對原住民採取綏撫政策。了明治36年（1903）為了獲取樟腦資源，開始入山修築隘勇線，隨著隘勇線的進逼，泰雅族人的獵場更形縮減，因此請願歸順。明治45年（1912）泰雅族人又請願遷徙他地，造成南澳山地聚落大量的向外遷移。

大正3年（1914）日人平定太魯閣泰雅族，趁機又討伐南澳泰雅族人，沒收其槍械，泰雅族人在勸誘之下，移往淺山地區居住；日人積極經營南澳山區的製腦業，也招募漢人進入南澳移民屯墾。此一時期，日人對泰雅族人採行撫育政策，鼓勵他們從事農業耕種，再把泰雅族人聚落從山區遷往南澳平野地區。日人對原住民，安撫他們，給他們日本姓氏，教育他們，設置番童教育所，讓他們學習日文、說日本話，給與耕種的土地，使其真心歸順日本帝國。在南澳地區有座莎韻之鐘，即是日人治臺皇民化的著名例子，昭和13年（1938）南澳番童教育所的日本籍教師田北正記被徵召入伍，17歲泰雅族女學生沙韻為其搬運行李，但不幸墜落南溪而亡，日人將其視為愛國行為，大肆追悼表揚，認為是理蕃政策成功的證明，此事後來還拍成電影與編成歌曲，成為日本皇民化政策的宣傳教材。

《莎韻之鐘》電影劇照

臺灣光復之後，國民政府仍舊依循日治時代的做法，將泰雅族人遷至南澳平野地區，採隔離政策，所以今日所見的行政區域畫分，南澳鄉的七個村歸南澳鄉管轄，蘇花路以下至海邊漢人所居地區則歸蘇澳鎮管轄。

由於時空背景不同，統治者對泰雅人的管理方式也略有不同，雖說國民政府接管之後仍採隔離政策，但對原住民的安置與照顧，顯見要較以往優渥與全面，例如以教育資源而言，南澳高中有先進優美之校舍與師資，為東部地區罕見；南澳、碧後、金岳、金洋、武塔、澳花、東岳等七村均建有專屬特色國小，學校與家庭相結合，硬體設備優良，更兼顧原住民文化的傳承，可視國民政府為南澳原住民安置的特點之一。